周天勇:在保持经济平衡中推进杠杆“一带一路”建设

   从宏观经济运行和增长理论看,“一带一路”规划行动中,特别需要避免的是,在国内经济与对开放之间关系上发生重大的战略性失误。对此,学界讨论较少。也就是说,从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开放的角度看,需要平衡对外投资、资金流动、产业转移,与宏观经济运行、经济增长和人民币汇率稳定等内外经济的关系,形成适当的格局。本文就此展开学理和政策方面的分析。
一、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与资金流入流出的平衡
   
2013年倡议的“一带一路”规划,国内背景实际是中国工业化到后期,经济开放模式上,生产过剩使产业开始发生提出性转移,资本开始较多地向外输出,从主要引进来,到大规模走出去的转折。然而,如图2所示,国内投资持续从2007到2012的年平均增长24.7%下降到了2013至2017的年平均增长13.26%,特别是2017年更是下降到了7%,加上消费需求增长乏力,以及出口需求的不确定性,对国内经济增长形成较大的下行压力。GDP增长速度也从2007年14.2%下降到了2017年的6.9%,从未来看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行的压力仍然较大。这就形成了两个悖论:(1)从投资需求拉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,一方面,国内制造业过剩对资本形成了挤出性的流出压力,需要“一带一路”产能合作,资本输出加以化解;另一方面,国内经济增长的投资需求拉动力持续减弱,特别是制造业投资增速的放缓,给国民经济增长的稳定增长带来了严重的影响。(2)从资金流出方面看,一方面,根据中国经济发展阶段,似乎到了资本流出大于资本输入的阶段了,是正常的一种资金流出;另一方面,国内投资不足,经济增长下行,还有一些研究认为是因国内产权保护不力、财产不安全和体制前景不明确,一些企业和家庭向国外转移产业和资本,特别是资金外逃所致。

   从图1数据看,2002到2011年FDI平均增长9.81%,而2012到2017年平均年增长只有3.28%;2009到2011年ODI平均增长10.44%,而2012到2016年平均增长高达22.49%。2017年因对资本过度外流进行管制,才有所回落。
中国对外的ODI除了从正规渠道走的资金,进入大的矿业投资、工程、企业并购、工厂建设等等外,一些资金大量地从地下钱庄、边境携带现金等非正规渠道流出,进入境外加油站、超市、餐馆、小型企业投资,以及住宅等不动产。甚至一些民营企业的大中型投资,其资金也通过地下钱庄方式进行。
考虑以上因素,需要在“一带一路”ODI及其产业转移与国内经济运行、增长和国内产业安全方面进行平衡,即处理好对外更多投资与促进国内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。我们先来温习一下开放经济条件下,与一个封闭国家的经济运行不同的是,其平衡模型为:国内生产总值=国民总支出+贸易余额+外部净要素收入+转移净收入;需要经常帐户,即贸易余额+外部净要素收入+转移净收入=储蓄和投资;还要经常帐户余额+资本帐户余额+金融帐户余额=0。

   当然,现实的国民经济开放运行中,不可能绝对平衡,但是,格局不仅要有利于中国在实施“一带一路”规划时,更多地向外投资,建设和提供国际公共和准公共产品、国家产品、国际私人产品,也能满足国内经济平衡和增长的资金需要。科学地处理好对外开放走出去与促进国内经济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。
钱纳里在论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平衡和增长中发现,其不是面临与投资机会相配合的国内储蓄短缺,就是面临着进口资本产品和中间产品所必需的外汇短缺,即或存在着储蓄缺口或外汇缺口。他构建了“两缺口模型”:投资-储蓄=进口-出口。如果储蓄小于投资,就会出现“储蓄缺口”;如果出口小于进口,就会出现“外汇缺口”。其解决办法是引进外资,刺激出口,提高储蓄水平,达到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目的。他认为,成功地引进外资将得到双重经济效果:既增强一国的商品出口能力,扩大了出口创汇;又提高国内储蓄水平,改善国内筹资状况。也就是说,要想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加快,必须较多地引进外资,并千方百计地增加出口。
中国虽然2010年以来,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但是,进入21世纪第2个10年后,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压力也在加大。从开放条件下的国民经济平衡看,遇到了这样一些问题:(1)国际贸易虽然还是顺差,但是出口增长速度放缓、波动和不稳定,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在下降;(2)因在外投资资产盈利性较低或亏损,部分投资盈利不回流国内,一些在外居民可能要移民而不汇回工作收入等原因,使经常项目下的国际要素净收入流入不太理想;(3)部分企业家和居民,对国内信心不足,甚至觉得资产不安全,向外移民,向外转移资金;(4)留学、旅游、养老、健康、在处购物等,也使服务和货物贸易出现了可能没有完全被统计逆差和资金流出;(5)从图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境外对中国直接投资二者间的消长变化看,中国对外投资增长较快,境外对中投资下降,2015和2016发生了前者大于后果的情况,制造和服务业投资总体上可能是净流出的。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为1201亿美元,同比下降了29.4%,境外对中直接投资为1310亿美元。
二、“一带一路”是一个资金共筹和长期建设的事业
“一带一路”需要提供的基建投资数额规模较大。
实际上,对于沿线和相关国家和地区最为吸引的是规划提出的设施联通,即沿线国家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,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。所要提供的产品是:(1)陆上公路、高速公路、铁路和高铁基础设施建设,优先打通缺失路段,畅通瓶颈路段;(2)口岸、港口、机场等设施及其多种运输方式接驳系统的建设,通关、换装、多式联运有机衔接,对各国边界交通枢纽及线路进行便利化、快捷化提升改造;(3)水利发电站、电网线路、油气管道等能源互通设施建设;(4)加快推进双边跨境光缆等建设,规划建设洲际海底光缆项目,完善空中(卫星)信息通道。
2016年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和地区(包含欧盟成员国)覆盖近50亿人口,经济总量约为39万亿美元,分别达到全球总量的70%和52%。[1]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具有刚性的财政约束,许多国家基建投资支出不足,基础设施落后,相关指标如人均公路、铁路、输电线、管道等公里长度,人均发电量和信息网络设施等水平等,远低于中国;而且机场、港口和公路铁路交通枢纽供给不足、不成体系。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,发展中国家目前每年基建投入约1万亿美元,但要想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速和满足未来的需求,估计2018年到2020年每年至少还需增加1万亿美元。[2]按此估算 “一带一路”规划境外需要的基建投资年均在2万亿美元左右。2021到2030年,考虑价格变动,每年也将在3万亿美元。这些基础设施,在这些国家内部来说,是他们自己的公共产品,或 者准公共产品。
   这样巨额的投资,对于中国提供的部分来讲,产品类型如何划分,年度投资规模如何安排,需要科学确定。中国在以国际公共和准公共产品、国家产品的方式,向“一带一路”有关国家进行投资建设实施时,需要考虑这样一些因素:一是基础设施是投资大、周期长、重资产、变现难、收益低或无收益类产品,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财力紧张无法偿还,或者在借款时就没打算还款,或者政局动荡、经济形势恶化违约,其中中国当作准公共产品(无息或者低息贷款)和中国国家产品(需要还本付息和获得合理的利润)的投资,实际上很有可能转化为无偿的国际公共产品。二是确定中国年提供国际公共和准公共产品,以及中国国家产品可能被核销或毁约等外援支出占GDP的比例,以中国经济实力的承受能力为限。

   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,按照各发达国家外援占GDP比例,并根据中国实际的发展水平,再加构建人类共同命运体和担负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,来较合理地确定中国提供国家公共和准公共产品占GDP的比例。三是需要以外援规模不影响中国国民经济宏观平衡、增长动力和社会发展为界限,尽量不要影响国内经济增长投资建设的资金需要。四是既要在国际社会奋发有为,也要避免陷入与发达国家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、国际准公共产品上竞向示好,以及发展中国家竞相索要攀比方面的恶性竞争之中。

发表评论:

支持Ctrl+Enter提交